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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建设需要全面的公共家庭政策

2019/10/9 23:47:36

家庭建设需要全面的公共家庭政策

1982年,中国每个家庭的平均规模是4.2个人,到2010年平均规模是3.06个人,上海在过去的20多年间每个家庭的平均规模是2.5个人。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,上海近900万个家庭中有40%是一个人的家庭,这说明中国传统家庭赖以生存、发挥作用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

 

5月11日上午,在“礼乐论坛·解放论坛”2016礼乐文明与家庭建设学术研讨会暨上海市民修身行动启动仪式上,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谈到了上述数据。

2016礼乐文明与家庭建设学术研讨会暨上海市民修身行动启动仪式现场。 马松 摄

讲到中华文明,家庭往往是一个核心价值观,中国人强调人、家庭和社会的关系,但对家庭的理性分析是缺乏的。

 

“到底现在我们的家庭有什么功能,我们还想让它传承什么功能,我们要让什么样的政策来帮助我们的家庭恢复它应有的能力,能够承担它应当承担的责任,这里需要有公共政策的概念。”彭院长明确指出。

 

首先要确认家庭应当有哪些功能。

 

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,中国人非常喜欢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生产合作,一个家族就是一个企业,家庭人员共同来分担、分享经济活动。

 

家庭是一个生育单位,家庭成员要共同来生育孩子、养育孩子。

 

家庭是一个养老单位,除了政府“9073”家庭养老模式和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外,家庭要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。

 

家庭还一个文化传承单位,中国文化的礼仪规范是由长辈传承给下一代的。

 

其次需要政府有一个以家庭为对象的、全面的公共家庭政策体系,来支撑中国家庭可以具备应有的家庭功能。

 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中国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时候,政府说要破除养儿防老的封建观念,但是37年以后,政府依然不可能把所有的养老责任都承担起来,政府可以承担基本养老的经济保障,但其他的照料保障、精神抚慰都还需要家庭的参与,这就需要相应的社会政策来弥补短板。

 

由于中国社会出现老龄化问题、可以生育第二胎以后,家庭就开始有了生育的负担,这些负担几乎全落到妇女身上,妇女要生第二个小孩,就业受到影响,工资受到影响,个人生活和身材受到影响,这个时候就要有相应的社会政策来调整这些矛盾。

 

彭希哲教授认为,中国目前缺少一个以家庭为对象的公共家庭政策体系,不仅如此,现在相关的家庭政策在很多时候是相互打架的。“我们希望家庭能够承担赡养老人、抚育子女的作用,但是我们所有的政策都是按照小家庭来设计的,比如说卖卖房产90平方米是界限,超过90平方米是一个政策,90平方米以下是另一个政策,契税各方面都有差别。90平方米最多是三室两厅的房子,家里如果生两个小孩再把老人接过来,怎么可能住得下?所以,为了限购而采取的政策,与我们要提高家庭功能的愿望是相背离的。”

 

还有,现在中国的所得税都是按照个人收入来征收的,根本不考虑个人有没有家庭负担、有没有养孩子、有没有老人需要照顾、有没有承担其他社会责任,只是看个人有多少收入就扣多少税。在西方所得税制度是以家庭为单位来纳税的,在家庭税收中间考虑了家庭需要承担的责任和功能。

 

作为一个理性的研究者,彭希哲指出,中国社会要发挥家庭功能的有效作用,必须要看到中国的家庭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,家庭成员、家庭结构和家庭规模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。如果简单地想用传统的周礼,或者朱子理论,来解释和推进现在的家庭伦理是困难的。需要在倡导传统文化的同时,政府要推出全面的公共家庭政策来引导家庭建设和家庭功能的延续。